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上旬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已经从安西被召回长安将近一年。他们从无名小卒逐步在西域建功立业，先后在安西四镇指挥军务、屡立战功，后来又被封侯拜相，仕途可谓一路高升。然而，当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叛乱迅速蔓延之时，这两位昔日的风光人物也在高峰期迎来了急转直下的灾难时刻。
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后，仅仅半个月就攻占了河北多座城市，朝廷陷入惊慌失措。为了镇压叛军，封常清在11月17日主动请缨，提出要到东京（洛阳）募兵，声称要“计日取逆胡首以献阙下”。他还联系河北地方军伍、邀集颜真卿麾下兵力，试图从多个方向牵制叛军。几日内，封常清在洛阳招募了约六万兵马，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实战经验，甚至不少连武器都没有配齐。眼看冬季黄河有冰，叛军准备南渡，时间对朝廷极为不利。
展开剩余75%12月初，形势急转。叛军渡过黄河，先后攻陷陈留、荥阳、虎牢关，俘杀或斩首大量唐军。荥阳一战、虎牢关失守后，封常清才彻底认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边寇起义：安禄山的部队战斗力强、极为残暴，目标直指李唐王朝的根基。12月12日，洛阳保卫战打响，叛军从四面八方猛攻，封常清在都亭驿、宣仁门等处苦战，但接连失利，只得在夜间打破城墙从西面撤出，退向陕州。12月13日，东都洛阳遂告陷落。
退守陕州后，高仙芝见到封常清，先是怒斥他为何如此迅速失守洛阳。但听完封常清汇报后，两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严重低估了叛军的实力。高仙芝认为潼关兵力空虚，一旦潼关失守，京师将遭巨大威胁，遂决定尽快固守潼关。二人都意识到：征召来的新兵训练不足、补给来不及，面对机动性强、装备和战术都比想象中成熟的叛军，只会被消耗殆尽。
局势紧迫，高仙芝在未报朝廷的情况下，决定退守潼关，同时采取“坚壁清野”策略，把陕州的三大粮仓烧毁，防止粮食落入叛军手中；并将官府的绢布等物分发给士兵以维持军心。这样的做法虽然出于军务考虑，但触动了朝廷与京师贵族的底线：国家粮仓被焚，民生与朝政都受到冲击，于是对他们的质疑和不满迅速蔓延。有人把他们先前在西域纵兵劫掠的旧事翻出，进一步损害了他们在朝野间的声望。
玄宗面对突如其来的大乱，情绪激烈。连日的军事失败和洛阳失守让这位长期习惯于安定的皇帝第一次遭遇如此打击，他既自责又愤怒。朝廷任命的肃纪者边令诚被派往潼关，名义上是整顿军纪，实则带有调查与处置的意味。封常清在被捕前写下遗书，承认自己轻敌导致连连失利，并恳请朝廷不要小看这次叛乱，必须以全国之力应对。遗书中有句意味深长的话：“臣死后，望陛下无轻此贼，则社稷安。”
封常清被处死后，边令诚迅速转向高仙芝。高仙芝回想与封常清当年的并肩作战、相互提携的经历，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与行刑队，他激愤辩白：承认擅自撤兵是罪，但坚决否认被指为挪用军饷、劫掠国家粮饷的指控。潼关的士卒中有人为他鸣冤，声称高仙芝并非贪腐。但朝廷已下定决心要以严厉手段示众。高仙芝看着已冷却的封常清尸体，感慨道当年自己提拔了他，如今竟与之同死，随后坦然赴死。
到天宝十四年腊月二十七日，昔日两位在西域赫赫有名的将领双双陨落——从他们临危出潼关抵御叛乱，到最终被处决，仅仅过去了三十八天。而安史之乱的余波与惨烈，直到多年以后才彻底平定。这一连串事件，不仅暴露了朝廷对突发战事的准备不足，也反映出军政之间的矛盾、边将与中枢之间的信任断裂，从而为唐帝国后来更深远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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